公元一九九四年夏，德国名城特利尔市北郊一个名叫“美丽庄园”的地方，蓦然出现了五个中国蘑菇大棚，呈现出一个的奇妙世界：
    在一排排整齐的菇架上，肥厚、水灵的平菇，一片片，一簇簇，白云似的，煞是好看；毛茸茸的猴头菇，活脱脱的，欲向人语；黄的、白的金针菇，宛若倒悬于栽培袋两端的顽皮金童；浓香喷鼻的香菇，如同仙女手中一把把顶着雨露的小伞……素以喜食蘑菇著称于世的德国人，被这绝无仅有的景观陶醉了，每天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，最多的一天竟有两千多人光顾。中国蘑菇场成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    此时，菇场的创建者——河北省供销社的八名食用菌技术专家，一个个神采飞扬，眉宇间透出一股神圣的民族自豪感。而作为专家团长的我，更是心绪跌宕，感触万千。
    难忘，初到特利尔的日子，总有人冲我们喊：“Japan,Japan!”显然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能来德国辟地办菇场的东方人，唯有来自发达的日本。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，真想大声说：朋友，你可知道，古老的中国在世界上最早进行菇类的人工栽培？你可知道，改革开放的中国，在食用菌领域一举摘取了栽培方法最多、产量最高、出口量最大等多项世界桂冠？！
    然而我明白，在这里，任何激昂的语言都无济于事，人们只相信事实。
    中国专家们憋着劲用实践证明中国食用菌科技的价值。实验室里，我们精心探求中国蘑菇在异域繁衍的最佳切入点；在工作间，我们反复谋划简练、高效的生产流程；周末，当德国朋友沉浸于温馨的休闲生活时，我们却遨游在一个生机盎然的微生物世界，忘记了疲倦。
    麦麸、木屑、棉籽皮，试管、菌株、营养液……终于，那些农林废料与现代化的科技手段，经过中国专家的妙手组合，变幻出一个绚丽多彩的菌蕈（菇的学称）花园。
    精明的德国合作者似乎对中国专家的操作方式心存疑虑。一天，经理奥克先生特意带我们到300公里外的一家德式菇场参观。那全封闭的车间、全自动的生产线着实让人赞羡。奥克先生不时地打着手势，提示我们学得细致一些。但是，当菇场主介绍说他们蘑菇栽培的生物效率为15%时，奥克先生若有所悟，沉默了。一回到庄园，他就心急火燎地扎进菇场，好像不曾来过这里似的，把菇场的栽培流程、生产纪录仔仔细细审视了一遍。当确信中国蘑菇栽培方式生物效率达90%以上，为德国生产方式的6倍时，他折服了，伸出拇指说：“我们的生产，中国特色，了不起！”
    是啊，一位世纪伟人创立的“中国特色”的理论，每天都在引导中国创造奇迹。小小的中国蘑菇跨出国门，以自己的特色植根德国的实践，不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伟人理论的光辉？！
    “你好，吕先生。”一个架着双拐的参观者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学者是特里尔市的税务所长克拉姆先生。他多年来致力于中德友谊，那年北京某饭店门沿的突然塌落，不幸使他两腿瘫痪，但他无怨无悔，常对人说：“我的身上流着三个中国人的鲜血呢。”他以残疾之躯在特利尔市四处奔波，终于促成了这一合作。在菇蕾怒放的菇棚里，他采下一片鲜淋淋的平菇放进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嚼起来，看到女儿惊诧的样子，他笑道：“中国蘑菇，绿色食品，味道好极了！”女儿释然。我们心里明白，克拉姆先生是要在下一代播撒中德友谊的种子。
    当地的华侨以中国蘑菇场为家，常常在这里尽情地抒发思恋祖国之幽情。居住巴黎的华侨叶先生举家五口驱车600公里，一路寻觅到菇场。他82岁高龄的岳母挺着腰板把菇场内外走了个遍，在每种菇前她都端详许久，不忍离去。
    老人捧着个足有半公斤重的硕大猴头菇，喃喃道：“自小儿在老家广东就听说山珍猴头是个宝，可是无缘得见，没想到这猴头一个斤斗翻到了西洋界，今日总算让我老婆子捉住了。”逗得大伙笑声一片。对销售中国食品情有独钟的叶先生当即与我们相约：共同在巴黎创办一个中国鲜菇的生产和销售中心！
    特利尔市副市长诺因豪森先生闻讯而至，颇有兴致地考证了中国蘑菇的栽培方式在生态农业中的作用。他以政治家特有的目光评价说：“德国的轿车好，在中国有一个德中合资的桑塔纳轿车厂；中国的蘑菇好，在特利尔有一个中德合办的菇场，你们在德中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。”
    特利尔，马克思的故乡，令人崇敬和神往的地方。在革命导师的故居前，我遥望东方，从心底里呼喊：
    骄傲吧，祖国！自豪吧，共和国的科技人！